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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透战后七十的喧嚣──关于日本内在的凝思

2020-07-28


这个八月是二战终结七十年涟漪激荡的时节。一方面,日本安倍内阁通过安保法制(新安保法)引发国内外议论(内部骚动更甚于国际质疑);另一方面,广岛、长崎都先后举行了原爆七十年的纪念活动,首相安倍晋三重申「坚持非核三原则」(对核子武器不製造、不拥有、不运进)。当然,玉音放送的八月十五终战日,从来就不是句点,那是接力问答,安倍有关终战七十周年的谈话有提及道歉但是否诚意?后续如何?其后,安倍的中国行暂缓,中国假九三之名(日军受降日)阅兵,连战前往北京匍伏称臣……一切的一切,涟漪不断。

穿透战后七十的喧嚣──关于日本内在的凝思

相较于德国对二战的全盘认罪,日本的彆扭以及战后的迅速复甦,致使嫉恨在东亚(尤其是中、韩)蔓延开来。咎责日本是绝对必要,但周边的中、韩、朝(鲜)等国不以追求东亚和平为职志,徒以仇日作支架(甚或是以仇日遮掩内部矛盾),也是治丝益棼的主因。简言之,将日本视为铁板一块,不认真思索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态度,且随时间物移必有新的诠解,就势必一再扎稻草人猛刺,遑论进一步理解日本这民族是怎回事!

长期以来,美国人类学家潘乃德(RuthBenedict)的《菊花与剑》(TheChrysanthemumandtheSword)是世人理解日本「国民性」的经典力作。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,剑(刀)是武士象徵,日本文化的矛盾/双重性(爱美而黩武、尚礼而好斗、喜新而顽固、服从而不驯、自大又有礼等)在其笔下鲜明有致,之所以如此,潘乃德认为幼时教养与成人教养断裂所以致之;她更以西方人重视内在罪责(sin),东方人着重表象羞耻(shame)作为「文化类型」的对比。凡此,都深深影响了战后的日本研究。即使荷兰学者伊恩‧布鲁玛(IanBuruma)探求日本文化的方式较潘乃德上天入地求之遍,但形之于《镜像下的日本人》、《罪恶的代价: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》诸书的基本框架仍是潘乃德模式。

穿透战后七十的喧嚣──关于日本内在的凝思

见宫庙之美(谜)而尽在墙外逡巡不前,终窥不得堂奥。所以与其试问外人(虽然这些洋菩萨都很了得),反求日本知识分子更为重要。终战初期,京都学派的和辻哲郎即撰写《锁国──日本の悲剧》(1950年),指陈「近世初期新科学发展以来,欧美人花费三百年的岁月使科学的精神浸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。而日本民族在这发展的期间锁住国门,其后的250年间通过国家权力遮断了上述近世精神的影响」。

然而这种喟歎近于德国历史主义大家迈乃克(FriedrichMeinecke)在1946年以83岁高龄疾书的《德国的浩劫》(DieDeutscheKatastrophe),俱属时代老人的生命感怀。毕竟,德国历史主义的理路与国家主义的风潮时有交错,而京都学派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係亦颇暧昧。所以和辻哲郎、迈乃克的沈痛忏语必缘于切割,而切割常会藕断丝连,难以立即直指核心。

穿透战后七十的喧嚣──关于日本内在的凝思

深度批判首推丸山真男。作为战后日本政治思想宗师的丸山,他批判日本的「超国家主义」(ultranationalism),直入核心根本就是「不负责任」的侏儒法西斯体制,亦即掌握统帅权的天皇缄默、不介入,各层级官僚、军人的个人意志脆弱以致随风摇曳,终让军方、浪人以下剋上,造成既成事实后让日本一步步通往修罗道。这既是宪政缺憾,更与日本政治的精神状况息息相关。丸山追溯日本的传统思想,提出一种「执拗的低音」的理念,认为外来的儒家、佛教、基督教诸文化,都会被日本深层不移的本土性所修正,这些神祕、内在的风俗、法则,到了高举「八紘一宇」的军国年代,就如薪火全面延烧了。

穿透战后七十的喧嚣──关于日本内在的凝思

今夏(7月20日)甫过世的自由派学者、行动家鹤见俊辅(后藤新平外孙)更值一提。他首揭「十五年战争」一词,用以称谓日本捲入战争係法西斯军国主义系列行动之总合,所以不该祇谈日本涉入与美国交战的时期(不论叫「大东亚战争」或「太平洋战争」),这会淡化日本人的战争责任,如斯倡言若没睿智与勇气是做不来的。依循「十五年战争」史观,鹤见关于战争/法西斯/国民精神的总批判,遂深化结晶为《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:1931─1945》一书。

鹤见独树一帜之处在于,他冷冽面对但扩展了「转向」问题的思惟。日本从昭和年号开始,军国气焰始张扬,左翼势力开始遭到清扫,1933年6月10日,日共委员长佐野学、中央委员锅山贞亲于狱中发表《致共同被告同志书》,撤回共产党的主张,并肯认帝国出兵满洲的方针。这一共同声明发表后,三年内有74%的政治判刑者跟着「转向」。这既是日本左翼的重挫,更是世界左翼史上的大惊奇。

鹤见解析「转向」的成因包含国家强制力与个人的自发性,关于后者,鹤见灵光直指係源于日本的锁国性。检视当时的左翼被告和起诉者几乎都来自「东大新人会」,封建意识形塑出的「想像共同体」,就让多数共产党人集体「转向」。鹤见更拿江户中期以来始终盛行不衰的《忠臣藏》(赤穗四十七浪士的故事)为例,说明日本人在锁国状态下,一切祇为最初的目标而思想、活动,绝不改易初衷,此种「忠臣藏症候群」不但可解释日本盲目走向战争的集体心理,「转向」于此也有了一番让人拍案叫绝的诠解──改革必须立基于传统,日本有「自我完结性」的能力,于是马克思共产思想就被军国法西斯之魂替代了。

「转向」也和「国体」的建构与变易有关。鹤见指出明治维新以后的新政体,可分为显教与密教两部分。显教係尊崇日本自古以来的天皇制,密教部分则取经于西方文明。可惜当法西斯军国主义瀰漫全日本后,代表西方理性的密教思惟就被显教的天皇制吞没,「转向」于焉产生。鹤见整部书就在探索「十五年战争」期间,以「转向」为主轴的日本精神面。

如鹤见这般深思熟虑且具体投入社会改造运动的知识分子,在日本或仍为少数,其绽放的思想结晶却绝非周边仇日国家所能轻意颉颃。

再就打破向来对日人的刻板印象来说,大贯惠美子绾合文化人类学、民俗学与历史学成就的《被扭曲の樱花──美的意识与军国主义》,殊值一读。若说潘乃德之书是外部取径、捨异求同的西方主义立场,那大贯惠美子则深入肌理、多元发光。她以丰富的史料呈现樱花的多义:远古时代是和农耕文化的宇宙观贴合,平安时代则透显贵族文化的「物哀」之情,中世纪以迄江户时代,樱花演变成日本独具的文化象徵;然而近代天皇制昂扬的过程中被人为的扭曲,由文化而政治,成为「为天皇即国家而牺牲」的意识形态,其极致就是神风特攻队。

然而,大贯以特攻队的学徒兵所留下的手记、日记为本,证明在人/工具、家庭/国家的辩证中,人性的可贵与複杂远远超乎我们的想像──年轻人将美的价值投射到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爱国心之上,使自己的牺牲得以正当化,成为源于高尚动机、追求美好目标的行动者。最后,大贯惠美子该书的主题是要回应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(IsaiahBerlin)的着作《枝干被扭曲之木──人类》。伯林的主调在于:极权主义国家所进行的「有秩序的驯化」是要将人「矫正得毫无价值」,参与扭曲的除了首恶、帮凶,所有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捲入这股邪恶力量中,这是战争给予人们最深层的反思功课。

在详研大贯惠美子这部满是碎钻的大书后,若再阅读百田尚树的《永远の○》(或观赏由冈田准一主演,同名改编的电影),或会对深爱家人不轻易言死的主人翁宫部久藏,何以会在最后关头寻死的心理历程有另一番体触。也就是说,今日看待日本人的战争态度,先理解而后批判可能才是正途。一逕地仇日、穷追猛打,除了凸显自身的愚騃、狭隘,更严重的是仇日背后暗藏更多不敢自揭的丑陋面貌。

试问,将二战性质化约成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」的官僚社会主义国家(中国、朝鲜等),以及依附此说的左翼寄生者,有无思索过仅以德、义、日三个轴心国为对象,是否忘却反帝才该是二战本质,準此,战后霸主美帝固然该批判,但红色帝国也不该宽宥,看看红军以解放之名在乌克兰、白俄罗斯、波罗的海三小国,东欧、东南欧,以及入侵德国之后,俄军的烧杀姦淫掳掠,可说罄竹难书;且不仅于欧洲,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后,俄军开拔进入中国东北,对日本、中国女性的姦辱,根本是禽兽不如。所以不批判红色帝国者,必是当下匍伏于天朝主义的软骨者。防制日本军国幽灵复生固然重要,但纵容天朝主义猖獗无度,恐怕更不可能全面止战,于是二战终结七十年的今日,欧洲全面和解共创和平乐音,东亚却是噪音、铁蹄声再起,和平犹如海市蜃楼。更可悲者,迷雾中的台湾祇让人绝望!

(原文刊于《文讯》359期(2015年9月),今再就新闻事件和细节深化作补述,重新登载于此。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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